一眼望去，看不出誰是什么民族：近代西方旅者“大V”眼中的中國西部
發(fā)布時間：2023-12-26 08:43:10 作者：包頭熱力
近代以來，不斷有西方探險家、記者、官員、傳教士等來到中國西部民族地區(qū)，留下了大量考察探險報告、新聞游記或風俗見聞錄。這些記錄印證了中國各民族相互依存、共生互嵌、交往交流交融，匯聚成一體的歷史。
印象：一軌同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拉薩的定居民由藏族人、游牧人、克什米爾人和中原人組成”，法國傳教士古伯察1846年進入拉薩，在《韃靼西藏旅行記》中記述了拉薩居民的多民族構(gòu)成，以及拉薩城內(nèi)熱鬧的貿(mào)易活動和宗教活動，“貿(mào)易和虔誠活動不斷把大批外地人吸引到拉薩”。
▲（法）古伯察著《韃靼西藏旅行記》，中國藏學出版社，2022年。
英國女傳教士金樂婷在《大西北的呼喚：女傳教士西北見聞錄》中以基督教徒視角記錄了漢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藏族、蒙古族等各民族在相同地理空間內(nèi)共生依存的畫面：藏族與撒拉族密切交往、回族與其他民族貿(mào)易往來、藏傳佛教寺院與清真寺比鄰而居，“那里有很多藏民和穆斯林……邊緣也生活著很多蒙古人”。
▲（英）金樂婷著《大西北的呼喚：女傳教士西北見聞錄》封面，甘肅文化出版社，2015年。
英國人莊士敦的旅行途經(jīng)“藏彝走廊”“南嶺走廊”“苗疆走廊”，游記中多次提及各民族間的和睦關(guān)系，在《從北京到曼德勒》中記錄，“麗江城已經(jīng)成了多民族雜糅之地，漢族、摩梭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和睦相處”。
▲（英）莊士敦 著《從北京到曼德勒》，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
▲緬甸曼德勒的北京橋。（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英國人戴維斯在《云南：聯(lián)結(jié)印度和揚子江的鏈環(huán)》中記載，以阿昌族為主要人口的戶撒和臘撒兩地城鎮(zhèn)，約有1/3的居民家庭是漢族或半漢族血統(tǒng)，“兩處的頭人均出生于有漢族血統(tǒng)的家庭，他們的先輩在400-500年前來自四川東部的重慶府”。漢族農(nóng)耕文化和手工業(yè)、冶煉工藝對少數(shù)民族生活產(chǎn)生影響，“每一寸土地都用作耕作，所有可以灌溉的土地都成為稻田”“大部分男人在冬春季節(jié)都外出做木工或鐵匠”。
▲（英）戴維斯著《云南：聯(lián)結(jié)印度和揚子江的鏈環(huán)》封面，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隴川縣阿昌族之鄉(xiāng)——戶撒壩子的美麗田野。（圖片來源：云南省人民政府網(wǎng)）
俄國軍官喬汗·瓦里汗諾夫的游記《喀什噶爾》記錄了喀什的漢族、維吾爾族、蒙古族、滿族、錫伯族、鄂溫克族、達斡爾族和回族等多民族共生互融，“滿人非官即兵”“部分官吏、商人、手工匠人出自這個民族（漢族），他們?nèi)渴顷兾骱透拭C人?！袊哪滤沽?，多來自陜西、甘肅、四川……他們開飯館或承包茶葉的馬車轉(zhuǎn)運”。
▲喀什古城。（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西方游歷者普遍關(guān)注到在我國西部民族地區(qū)，語言的跨民族使用現(xiàn)象非常普遍，有些語言有著相對應的成熟文字系統(tǒng)，有些則沒有，還有一些少數(shù)民族以漢語為母語。英國人莊士敦提及打箭爐（康定舊稱）的向?qū)Ьh語和藏語，父親是漢族人，母親是藏族人，他發(fā)現(xiàn)“（甘孜地區(qū)的）彝族人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很多藏族特征”。莊士敦對語言非常敏感，在從麗江到永寧的路上，他記錄“現(xiàn)在的摩梭人大多精通漢語，他們本民族語言跟彝族有很多相似。”
▲康定，舊稱打箭爐，位于四川甘孜。家喻戶曉的《康定情歌》就是在康定地區(qū)具有代表性的傳統(tǒng)民歌基礎(chǔ)上編配而成。
還有一些游歷者表示，很多少數(shù)民族語言、外表和中原一樣，很難分清他們到底屬于哪個民族。徒步穿越中國的英國記者約翰·丁格爾在《徒步穿越中國》中記錄，他在彝族村寨發(fā)現(xiàn)，“漢族男性和（彝族）部落男性之間幾乎沒有差別”。
▲約翰·丁格爾是英國的一名新聞記者，1909年3月來到中國，從上海出發(fā)，途經(jīng)南京、四川敘府、云南昭通等地，于1910年2月進入緬甸。圖為作者在云南時的照片。（圖片來源：約翰·丁格爾著《徒步穿越中國》）
觀察：一脈相承，誰也離不開誰
在西方旅華游記中，蘭州、西寧、拉薩、普洱或大理，都呈現(xiàn)出各民族之間繁榮的貿(mào)易往來景象。比如，莊士敦注意到打箭爐作為茶馬古道重鎮(zhèn)，“漢族和藏族商人紛紛在這里貿(mào)易”；他還注意到麗江“雖然這個地方的風土人情跟北京等城市大有不同，商鋪的樣式卻大同小異，就連牌匾的款式也都差不多”。印度人薩拉特·錢德拉·達斯在《拉薩及西藏中部旅行記》中寫到“（拉薩）街道兩旁全是本地人和漢人開的商店。絲綢、瓷器、磚茶都擺出來賣”；英國人德·萊斯頓記錄了人口不多的西寧府卻有多種不同民族，是多民族交流交融的集散地，“他們彼此擠在一起，藏族人的光膀子貼著漢族人的藍衣衫，無休止地爭論著一盒歐洲火柴的價格”。
▲（印度）薩拉特·錢德拉·達斯著《拉薩及西藏中部旅行記》，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
▲薩拉特·錢德拉·達斯于1879年拍攝的西藏重孜代本帕拉夫人像?，F(xiàn)藏倫敦皇家地理學會。
盡管清末由于外敵入侵，國勢衰弱，西部邊疆整體上仍然保持著“大一統(tǒng)”的格局。譬如中央政府的駐藏大臣制度是近代所有能夠進入西藏的西方人都必定會提及的政治制度。薩拉特·錢德拉·達斯對拉薩與北京的信息傳遞系統(tǒng)做了深入了解，“從拉薩到北京分為120個驛站，特快信使一般72天跑完全程，最多可耽誤5天。在特別重要和緊急的情況下，急件可在36天送至北京”，勾勒了“大一統(tǒng)”格局下中央與地方的密切聯(lián)系。芬蘭人馬達漢到新疆考察后認為，清朝政府的對疆治理制度幾乎保留了以前的政治體制，治理時充分考慮到了各民族政治及社會結(jié)構(gòu)、宗教信仰，這種思路體現(xiàn)在對西藏、蒙古和西南各民族地區(qū)的治理中。從西方游記中還可以看出近代以來各民族奮起抗爭帝國主義侵略的堅強決心。1910年云南的“昭通之亂”是一次多民族群眾的反帝愛國運動，當時英國記者丁格爾記錄：“昭通民眾認為，額外的稅收是由歐洲人引起的”，這是一次多民族群眾的反帝愛國運動，“由形形色色的人組成：回民、漢民、彝族、花苗”。
▲昭通，古稱“朱提”，素有“咽喉西蜀，鎖鑰南滇”之稱，亦是云南三大文化的發(fā)祥地之一。圖為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昭通城市輿圖，出自《昭通縣志稿》。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載了其觀察，“共產(chǎn)黨的綱領(lǐng)有明顯吸引人的地方，他們小心翼翼地尊重伊斯蘭教風俗習慣……”，他采訪的回族戰(zhàn)士說，“漢民和回民是兄弟；我們回民中間也有漢民的血統(tǒng)，我們都屬于大中國”?？梢钥吹?，中國共產(chǎn)黨的民族政策將各民族整合為一個民族共同體。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圖片現(xiàn)藏于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圖片來源：新華社）
▲1979年北京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西行漫記》（左）和201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圖片來源：新華社）
中國各民族文化有差異性，但更多是共同性，彼此聯(lián)系、相互依存。英國人莊士敦認為，中國佛教在自身演化過程中吸收了很多儒教、道教的東西，讓自己更加具有中國特質(zhì)，“（峨眉山普賢塔供著財神）財神是中國人都非常喜歡和尊重的道教神……所以佛教也把他吸收進來，類似這樣的還有關(guān)帝、龍王和三宮”。法國傳教士古伯察在西寧塔爾寺居住了三個月，注意到酥油花燈節(jié)上，酥油花在人物題材上涵蓋了中國眾多民族，參加燈節(jié)的群眾也來自藏、蒙古、漢等民族。俄國探險家彼·庫·科茲洛夫在《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中記錄，在甘肅拉卜楞寺遇到不同民族的信眾自由開展活動。美國探險家約瑟夫·洛克記錄了民家人（白族）、藏族和納西族之間平等且緊密相連的關(guān)系。英國女傳教士金樂婷記錄了當?shù)厝说乃渍Z“回族是漢族的親戚，藏族是撒拉的阿舅”，反映了各民族之間彼此認同、相互交融的關(guān)系。
▲（俄）彼·庫·科茲洛夫著《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封面。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年。
▲青海西寧塔爾寺藏經(jīng)樓，磚木結(jié)構(gòu)漢藏融合風格。（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西寧塔爾寺藝僧為酥油花做修飾。（馬銘言 攝）
注意：一家之言，刻板印象在所難免
這些西方旅者由于所到地方有限、與當?shù)孛褡褰佑|有限、語言溝通不暢等因素，記錄多為外貌描寫、性格描述，呈現(xiàn)個別化、獵奇化、偏見化的特點。部分內(nèi)容或明或暗體現(xiàn)了西方中心主義下的文化偏見。法國傳教士古伯察路途中接觸到的藏族人數(shù)量很有限，對彼時西藏女子在面部涂抹黑色油脂的習俗表示難以理解，但他也留下了“這些人（藏族）性格慷慨而淳樸、英勇善戰(zhàn)，能夠勇敢地面對死亡”的記錄。法國作家亨利·奧爾良詳細記錄了彝族的服飾、發(fā)型和群體舞蹈活動等，但是始終以文明人自居，稱西南少數(shù)民族“不太開化”，這也是當時西方人面對他者時的共同姿態(tài)。芬蘭人馬達漢在游記《馬達漢西域考察日記1906—1908》中描述維吾爾人生活設(shè)施簡陋。俄國探險家喬汗·瓦里汗諾對維吾爾人的普遍印象則是性格開朗，熱情好客但又繁文縟禮。
▲卡爾·古斯塔夫·埃米爾·曼納海姆，別名馬達漢，芬蘭第六任總統(tǒng)，于1906年3月，根據(jù)沙俄總參謀部的指示，進入中國西部進行間諜活動。著有《馬達漢西域考察圖片集》《馬達漢西域考察日記》。
西方旅華游記留下的關(guān)于中國近代西部民族地區(qū)的記錄，豐富了當時西方對中國的認識，以跨文化視角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但也要看到，西方游記的作者身份各異，其作品更多具有片段性，所描述的中國也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片面性，有的游記中甚至流露強烈的種族歧視和帝國主義的殖民邏輯，需要去偽存真、去粗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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